刚刚过去的一周，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席卷整个华尔街。
一家接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轰然倒下，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动用万亿美元生死大救赎，各国央行空前一致出手救市，投资者的心随着股指剧烈波动而上下起伏。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该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日前，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祁斌表示，美国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激进转变、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的监管和发展模式以及过于“廉价”的信用，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三座“冰山”。他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讨华尔街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借鉴其教训，但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与华尔街的不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应该审慎推进金融创新，强化风险控制机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海面下的三座冰山”
祁斌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海面上的浮冰”，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源自隐藏于水底的三座“冰山”，其最早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第一，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度投机和过高的杠杆率使得投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大量从事次贷市场和复杂产品的投资，投行悄然变成了追逐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例如，高盛公司在近年内，直接股权投资和其他投资所获占到其总收入的80％左右。出于竞争压力，其他投资银行也在做类似的转型。在对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投行赚取了大量利润，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投行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左右，远远高出商业银行12％－13％的回报率。但同时，这些投行也拆借了大量资金，“钱不够就借”，杠杆比率一再提高，从而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雷曼兄弟宣布进入破产保护时，其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负债权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购前负债权益比率也超过20倍。
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由于杠杆率较高，一旦投资出现问题会使其亏损程度远远超出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得这些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货币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便是因此遭挤兑而倒下。同样，评级公司降低雷曼兄弟的评级，也是其彻底崩盘的重要因素。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一家对冲基金倒下，就掀起了金融市场的轩然大波，而现在这么多投资银行实际上在变相从事对冲基金的业务却缺乏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潜在的风险可想而知。
第二，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走到了极端，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前主席曾表示，在全球所有金融市场中，东京和纽约的金融市场可能是两个极端。东京市场是全世界最没有创新的证券市场，而纽约市场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场。他说，两个市场迥然不同的原因可能非常小，那就是，在两个市场上对证券的定义有所不同。在东京市场，证券被定义成为“Stock or Bond”——也就是，股票或债券。如果一个金融产品不是股票或者债券，上市之前政府的审批可能长达两年。而纽约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Anything Under the Sun”——太阳底下的任何东西，只要你能想到，“上午一包装，下午就能卖出去”。所以各种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产品在美国非常多，金融机构不停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复杂产品，通过柜台交易（OTC），不需要论证，也没有监管，只要有对手方买，能够成交就行，当然这些对手方大都也是金融机构。这种模式使得金融产品极大地丰富，但有时候容易走过头了，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金融衍生品过度泛滥。“一旦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时候，危机就来得很快。”
第三，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信用体系越来越“廉价”，不仅透支了未来，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从申办信用卡可见一斑。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概半年后才能拿到第一张信用卡。但到九十年代末期，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周之内就会收到几张信用卡，甚至在机场飞机刚落地就有信用卡公司主动给他办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透支未来的消费习惯愈演愈盛，而透支的利息高达17%左右，信用卡公司为了追逐这个高额利润，就疯狂地到处寻找下一个客户，甚至主动给毫无信用记录的人邮寄信用卡。同时，17%的利润，也使得信用卡公司能够承担较大比例的坏帐，所以大量信用卡公司也疏于控制信用卡使用环节中的各种风险，出现了问题就轻松地将其作为坏帐撇掉。但如果某一天这17%的高利润不能延续，风险就来了。
很大程度上，次贷的发生就和“廉价”的信用相关。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不断降低利息，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使得美国众多银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于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很差的居民也可以申请贷款。这些低质量的贷款随后通过美国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包装被销往全球，然而，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漫长的销售链条，导致投资者看不到贷款质量的高低，与此同时，风险可以得到分散但却不可能消除，等到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这些风险就会像埋藏的定时炸弹被引爆。
深刻反思华尔街危机的教训
“此次危机不会是华尔街最后一次金融危机。华尔街不断地发生这种危机，历史上已发生过很多次，这次只是又发生了一次而已。”祁斌认为，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危机出现过上百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生危机、不断进行修正的过程，只是这次危机是最新的一次，并且在很多人看来，其涉及面之广和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他表示，我们应该深刻分析华尔街危机的成因和教训，并给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是要对美国投资银行运作模式的缺陷深入分析。近年来，投资银行纷纷开始由传统上以服务为主、靠赚取佣金的业务模式转向以资金交易为主的经营模式，大量涉足衍生品交易、对冲基金这些风险较高的领域，变相成为对冲基金，而在这一过程中风险控制又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其纷纷陷入困境。
华尔街金融机构过度强调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也是危机产生的诱因之一，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机构的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形成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促成管理层短期行为倾向较重，为迎合追求利润的需要，投资银行不断设计复杂的产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难以对这些产品的风险加以判断，也就难以进行风险控制了。
此外，此次危机暴露出投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和运营模式的缺陷。未来，全能银行是否会成为投行业务的唯一“宿主”？独立的投行还会不会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有，如何修正现有的投行的经营模式，是否需要对投资银行的资本金设定更加严格的要求？是否应该考虑将高风险的投资业务剥离成为独立子公司？“高盛和大摩申请成为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意味着投资银行业务的结束，可能更多的是投行业务管理模式的转型，以及对过去一段时期激进风格的修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互相借鉴对方的管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并入或转为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如何切实做到有效监控风险？与商业银行的文化冲突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二，美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市场曾出现过数次较大的危机，美联储多次采取注资、降息等方式，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也许是对未来的一种过度透支，暂时把问题掩盖下去，最后问题暴露的时候，变得不可收拾。当然，众所周知，这其中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第三，如何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值得我们反思。此次危机表明，在证券化产品风险充分暴露前就进行大规模推广存在一定问题，也不符合审慎监管的原则。全球化和金融混业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如何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同时又能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如何建立一个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市场的有效金融监管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四，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趋紧密，如何防范或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传递需要深入研究。此次危机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在各个不同的子市场及全球市场的传播更为迅速、更为广泛，如何对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较为有效的预警措施？如何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传递？如何建立起不同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辩证看待华尔街危机
华尔街发生的危机，在我国也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这对于我们更加科学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发达市场发生的风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疑惑，虚拟经济的利与弊、金融创新的风险与回报、资本市场发展模式的选择等，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要进一步探讨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还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华尔街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发展模式的不同。祁斌表示，这场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观察和反思金融市场发展模式和方向的机会。他认为，“需要仔细比较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异同点，才能准确解读次贷危机。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华尔街危机的教训是不负责任的，误读华尔街的危机也是十分危险的。”
在发展阶段上，美国市场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在一些领域中，如一些传统的投行业务，已经达到一定的饱和期，发展速度也明显放慢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此次危机对其金融体系有很大的打击，但美国市场仍然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市场。美国市场的金融产品高度复杂，甚至近年来高度泛滥。而我国的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对于资本市场提供的服务还有巨大的需求，同时，我国经济的转型和自主创新经济体系的构建也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效的支持。从金融产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处在发展的早期。两者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而停止我们发展的步伐。我们应该在认真研究和汲取美国市场的教训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走稳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因为美国市场犯了错误，我们也停下来，那将使我们错失良机。世界金融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从发展模式来看，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个自下而上、自我演进的模式。其间有过一次重大调整是在1929年前后。两百多年前美国资本市场萌芽时，完全是放任自流的状态，政府不介入，在前100年里甚至对上市公司没有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134年里都没有证券监管机构。到1929年股市崩溃，政府不介入不行了，才进行修正，成立了监管机构，制定了证券交易和监管的法律法规，试图寻找到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随后，这个过程也一直在不断地反复和摇摆中。近年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美国的长期资本公司造成美国市场崩溃后，很多人士都呼吁对对冲基金（hedge fund）实施监管，但是到现在美国监管机构还没有这样做。总体来说，美国反对政府干预的力量非常强。相信这次危机以后，要求加强对hedge fund监管的声音又会高起来。而我们则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从市场发展早期开始，一直是政府和市场力量来共同推动市场的发展。应该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管制，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寻找两者的平衡点。
此次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从过度的自由化向中间点回归。而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管，推动市场化改革一直是大方向和主旋律。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评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生活水平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提高”，正是由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才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了全世界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把握节奏，不断找寻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合理的平衡点，以更加有效地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此次美国的危机提供了一个过犹不及、自由化泛滥、整个社会也为此支付了高昂成本的经典案例，对我们很有警示和帮助作用。
同时，此次危机也再次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就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出现本意，是将这些贷款在证券化市场上进行分拆、打包、定价和交易，为广大投资者所持有，进而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是由于金融衍生工具过于复杂，销售链条过长，同时出于对高额利润的盲目追求和竞争的压力，所有参与这些过程的金融机构都忽视了必要的风险控制。加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纯粹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参加到复杂金融衍生品的创设、交易和投机中，使这些业务变成了纯粹的金钱游戏，使得很多复杂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与其分散金融市场风险的初衷差之千里，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危机的最终降临成为必然。
但是，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我们不能由此否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还是当今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真正的华尔街是什么？华尔街实际上不光是指它‘物理’上的含义和它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的代表，它其实还是指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一批专业人才，这批人大概有30万，如果说每天傍晚，所有的这些人群都退去的时候，华尔街只是一座空城。”他表示，由于华尔街发生大规模的动荡，大量训练有素的金融专业人才失去工作，一部分华尔街的金融人才特别是我国留学生可能为我国金融机构所用，使我国资本市场在金融人才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祁斌表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我国资本市场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此，我们要继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快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国证券报）
美国府院艰难妥协 7000亿救市方案基本达成一致
过去几天，围绕保尔森和伯南克等提出的7000亿美元金融业援救计划，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布什政府频频发话警告国会要清楚救市措施的利害关系，而国会议员们则在如何保护纳税人的钱不被滥用的问题上讨价还价。
不过，考虑到当前的严峻形势，双方似乎都愿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出让步。部分国会要员透露，国会两党已经就救援计划的框架基本达成一致，两党要员25日将再次碰头，敲定最后的方案，不过这一过程可能仍需数天时间。
不救比救市失败代价更大
本周二和周三，保尔森、伯南克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等人连续在国会两院作证。面对议员们的种种质疑，布什政府苦口婆心地作出解释，并警告说，如果不马上采取大规模救援行动，美国经济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换言之，不救比救失败付出的代价更大。
24日出现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这样告诉对救市计划存有异议的议员：如果市场不能恢复正常，人人都会是输家。他警告说，如果当局不马上施以援手，经济增长低于正常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会延长。
伯南克引用了日本“失去的十年”为例，说明信贷市场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重要角色。他将当前的信贷冻结比作是经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血液”。鉴于此，伯南克进一步指出，如果政府的金融救援计划不能得以实施，信贷危机会进一步加剧，企业和消费者都将无法获得贷款，这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停顿，其经济后果将是可怕的。
美国总统布什周三也专门发表电视讲话，提醒国会议员救市方案的利害关系。他警告说，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此次危机可能将经济拖入长期衰退。他强调，政府提出的计划旨在帮助整个国家，而不是单个公司。
布什表示，正常情况下，他也赞同那些决策不当的公司应该任其破产，“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布什称，金融困境可能导致更多银行破产、股市进一步下滑、企业关闭、失业上升和房价下跌。最终，“我们的国家可能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衰退，我们不应当允许这一情况发生。”
为了对国会施加更大压力，布什还发动了正在忙于大选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在布什发表电视讲话之前，奥巴马和麦凯恩发表联合声明，警告美国民众正面临经济危急时刻。他们强调，目前正是两党本着合作精神，以民众利益为先，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之时。
华尔街薪酬问题成焦点之一
尽管如此，政府提出的救助计划周二依然在国会受到冷遇。在长达5个小时的听证会上，议员们不断“拷问”保尔森和伯南克。在这其中，华尔街高管薪酬问题成为一大热点。
部分议员明确表示，除非对救助计划做出调整，否则他们不会通过该计划。他们要求，在方案中增加更多对纳税人的保护条款，同时加大对卸下坏账包袱的华尔街公司的高管薪资设限。
在这轮危机之后，许多人都开始质疑，华尔街一贯奉行的为公司短期增长而奖励管理人士的薪酬惯例，是否鼓励了冒险行为，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类行为导致了雷曼兄弟等巨头的崩溃。
一些议员们希望对接受政府拯救的金融公司管理人士实施限制，禁止公司向高管发放解约费以及财政部认为“不合适或过多”的风险奖金。在公司申请政府援助后，这些限制将适用两年。
还有很多议员对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华尔街这一做法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德州民主党众议员多哥特对伯南克表示：老百姓总被要求来收拾残局，但从来没有被邀请去分享盛宴。对于这一次被要求为救助华尔街作贡献，民众会感到十分气愤。
纽约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在听证会上则认为，纳税人在同意出钱救市的同时，也应当得到这些被救“问题公司”的股权，这样“似乎才显得公平”。很多议员都认为，让政府获得被援救公司的部分股权，有助于保护纳税人，因为这将增大获利的可能性，或者在资产被重新出售时可尽量减小损失。
现在看来，政府方面似乎愿意在高管薪酬问题上作出让步。保尔森周三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是说，他理解公众对华尔街公司高层过去获得的巨额薪水的不满，并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法案中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能削弱该计划的有效性。”保尔森说，但他并未暗示何种形式的限制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保尔森在高层薪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他并未暗示愿意屈从国会提出的政府获得被援救公司股权的要求。保尔森和伯南克均表示，如果股东权益被稀释，那些当下有难的华尔街公司可能会不愿意参与政府的救市计划，从而削弱该计划的有效性。
国会两党25日讨论细节
不过，好消息在于，尽管国会有诸多异议，但并没有许多议员都明确表示会对该计划投反对票。如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所言，援救计划不大可能以目前的形式获得通过。所以，最终国会和政府可能逐步妥协，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救市计划。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周三晚间表示，参众两院的两党要员周四上午举行会议。他透露，两党已就政府救助因信贷危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计划框架基本达成一致。
弗兰克称，众参两院的民主党议员已就救援方案的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并已就细节问题与共和党议员进行了沟通。他表示，两党之间不会存在太大的分歧。
据估计，出席此次会议的将有金融服务类股委员会资深委员、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众议员巴克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多德和银行委员会资深委员、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贝尼特等。
不过，弗兰克并未说周四就将敲定最终方案，而是称起草相关立法文件需要的时间可能不止一天。
知名政治期货公司Intrade发布的最新交易结果显示，投资者认为美国国会最终通过大规模金融拯救计划的几率达到80%。政治期货是与华尔街的期货市场有着类似运作原理的市场，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事件发展的走势或者未来发展的结果。由于民众是通过投入资金来参与交易，因而政治期货被认为比普通民调更能反映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朱周良，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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